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武瑛港实习生李依浓北京报道

　　“医疗器械创新来源于临床需求及实践。而加强医工融合是提升医疗器械自主创新能力的核心引擎。通过分析美国等医疗器械创新能力强的发达国家的经验，推动医工结合需要从多学科教育、创新生态圈建设、激励和保障机制等多个方面共同努力。”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西部医药技术转移中心主任雷娟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

　　在国家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医工融合”已成为医疗行业的热点，然而经过多年实践，在雷娟看来，目前国内的医工结合仍然存在交叉学科人才稀少、合作机制不明确、合作频率和深度不够的问题，再加上国内医生繁重的诊疗工作，导致国内的医工融合无论是在频次或深度方面都不够。

　　据报道，当前在国内清华、浙大、北大、复旦、交大等顶尖国内科研高校活跃专利近20万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拥有有效专利只有3000件，然而每年中国高校科研专利转化率约3.8%，美国则高达50%，是中国高校转化效率的13倍。

　　在医疗行业的未来发展方面，如何唤醒医工融合与创新转化这座“沉睡的火山”，培养医工交叉人才，或许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融合深度不足

　　医工融合是指医学与工程技术及其他多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和协同创新，围绕医学实际需求，将医学和医学以外的广泛学科进行交叉融合，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医疗实践和满足患者的需求。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国外诸多研究型大学如美国如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就关注到医学与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纷纷投入巨资开展医工交叉学科研究，先后成立医工交叉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和相关的学位。

　　“在教育方面，我国的医工结合交叉探索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院所都设立了医学工程学科。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医学和工学融合的深度还是不够，知识体系很难产生联系，交叉学科培养机制有待进一步提升。”雷娟表示。

　　缺少工程技术相关知识一直是国内医务人员在医工结合创新转化中面临的重要困境。

　　医学和工学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长期以来，两者之间形成了一定知识壁垒和相对独立的学科姿态。在医工结合中，医务人员需要了解和应用工程学的知识及技术，但是大多数医务人员缺乏工程学科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这使其无法准确理解和应用相关知识，会对技术开发者的能力产生怀疑。这种信任缺失可能会影响双方合作，从而限制医工结合的发展。

　　另外，成熟完善的产业生态圈体系或许也是国外医工融合技术创新的另一优势。

　　雷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在国外的著名高校院所或医疗机构周围，一般都布局了完善的医疗大健康产业链，例如斯坦福大学周围的硅谷等就是最知名的例子。其周边存在大量拥有核心技术的创新型企业、服务机构和政府设立的科技创新园区，可以打造出一个上下游供应链完善、创新要素齐全的生态圈，以及时、高效地支撑临床创意的熟化落地，科研实力、创新氛围和人才资源紧密相连，共同推动了科技产业的发展。

　　产业链的健全对医工结合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当代经济》杂志发布的相关研究，医工融合是以产业链协调发展为基础的系统工程，这对从需求、研发、制造到产品等各个环节的单位分工协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医工融合汇集产学研用的多方资源协同创新已成为共识，关键在于如何打通医工交叉的完整链条和塑造医工产业供给体系。

　　但是就现实而言，我国医工融合的产业链分工循环似乎并不畅通。

　　从高校院所及研究型医院层面，创新团队聚焦前沿领域的基础探索，缺乏市场导向的研发思维，导致很多科技成果没有合适的商业化路径，无法转化；从企业层面，技术研发团队缺乏真实临床应用场景的视角，技术没有解决核心的问题，难以在临床上得到推广。

　　而解决这种信息不畅通，缩短物理距离是第一步，通过频繁的面对面交流和建立密切的沟通机制，可以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繁重的工作vs医工结合

　　此外，国内医工结合的主力军——医生群体，还在文化和精力层面面临重重的挑战。

　　雷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基于国际学术交流及与海外归国人才的沟通，治疗习惯也是影响医工结合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外一般呈现技术依赖型的医疗文化，医生通常更习惯通过技术创新来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而国内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由于各类疾病的病人量巨大，可能更多依赖自身熟能生巧的“手艺”和“经验”。医生作为临床治疗的第一责任方，考虑到新技术的治疗风险及学习曲线，可能对于技术创新的依赖相对较低，或者说并不觉得这个是亟待解决的临床问题。

　　“我们引进的一位归国的医工人才跟我们分享，国外很多医院在院内专门设置具有医学背景的工程师团队，他们平时密切的参与到临床医生的工作中，随时根据医生的临床需求提供工程化的解决方案。这种紧密的合作机制形成医生与工程师之间信任、理解与默契的关系，这在创新文化建设和医疗习惯改变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机制使得医工结合更加容易。”雷娟表示。

　　另外国内医生普遍诊疗工作繁重，很难有充足的时间精力投入医工结合相关的创新和转化工作中。以华西医院为例，据雷娟介绍，几乎每位医生都要承担临床、科研和教学三大重任，任何一项任务工作的工作量几乎都远高于国外大多数医院医生的水平，因此留给创新的时间和精力非常有限。

　　据了解，三甲医院医务人员是医工结合创新的主力军，但是一方面医院要求医务人员要有一定的临床工作量，另一方面，医院还承担着医学生的培养工作，这些繁重的工作压力早已让医务人员精疲力竭，很难拥有自主的科研时间。

　　其实医生临床科研时间有效分配不足这一问题存在已久，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医务人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53.4小时，平均每月值7个夜班，超过法定工作时间的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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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相关访谈调研，有医生坦言，暂且不论个人家庭生活，医院大部分医务人员需要一周上满5天门诊，同时参与教学工作，挤出来的科研时间也用于写文章、申报项目，几乎没有时间推进创新转化。部分医院为鼓励医务人员科研，会设置科研假，但是休了科研假就没有绩效奖金，这导致很多医务人员宁愿赚门诊辛苦钱，也不愿休假做科研。

　　“一位医生如果有精力和时间，一般都会多上点门诊、多做点手术、多做些科研、多发点文章，医工融合的创新和转化可能就并非属于医生首要的选择。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会经常引导医生，很多创新可以反向助力他们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并不会与前面的这些工作冲突，相反会互相助益。”雷娟主任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面对国内医生在医工结合方面面临的难题，在院内设置工程师团队似乎是潜在的解决方式之一。

　　另外，为促进在医疗机构实现有效的医工融合，雷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还需要根据不同的岗位分工，设立适合的绩效考核机制，平衡医生在临床、科研、教学、创新转化等方面的时间，从考核机制上破除四唯(即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让医生可以选择向自己擅长的方向发展。

　　有相关研究显示，参与医工结合的医务人员之所以数量较少，除了时间限制，另一方面在于人才评价机制的不完善，因此国内医院要逐渐重视科技成果转化，改变传统的以论文和课题为依据的考核方式，将专利和科技成果转化纳入医务人员绩效、职位晋升等激励机制，不断细化对于科技创新的奖励和支持力度。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主任医师、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秘书长敖虎山也曾建议，鼓励更多临床医生参加科技创新工作，医生亲自参与研发和生产过程，才能保证研发成果更加符合临床需求，同时应创造新的激励和保障机制，鼓励更多临床医生从事高端医疗设备和器械的研发工作。

　　虽然仍面临重重难题，且国内医工结合的发展起步较晚、仍然任重道远，但是需要看到，近年来已经在呈现向好的趋势。

　　《中国医院创新转化报告(2023)》显示，我国医疗机构专利转化量稳步增加，从2019年的284件增至2023年的1975件，尤其自2021年以来呈明显增长趋势，此外，2023年全国三甲医院科技成果转化方式更趋多元：专利转让量为1455件，同比上升17%；许可量为511件，同比上升69%。

　　“未来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跨学科教育模式、与周围创新生态圈构建合作渠道、优化绩效考核分配等经验配资股票抵押，加强医学与理工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以培养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医学人才。”雷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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